(1)明断病机非易事，时间辨证可勘助 目前临床将发作期哮喘刻板地分为寒哮、热哮、痰哮等证型，然而周老在临证中发现，对于那些反复发作的哮喘病人，很难将其单纯地归于某一孤立的证型，在发作期大多存在着寒热错杂、虚实相兼的情况，病位虽在肺，病机却兼及五脏，这就大大增加了辨证的难度。如何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哮喘辨证的规律，就成了他多年研究的目标。基于这一理念，他临证时常独辟蹊径，屡出奇兵。倡导辨证应从细微处着眼，从常人易忽视处挖掘潜在病机，力争做到窥一斑便知全豹，哮喘的日节律辩证法就是这一思想的结晶。
周老从经典中寻求灵感，根据《灵枢·顺气一日分为四时》篇的精神及《内经》中“脾不主时而分散于四时之末”的论述，创立了哮喘的日节律辨证。如肝胆属木，应寅卯时(3：00～7:00)，故哮喘于凌晨发作者，其病机多与肝失疏泄、肝郁化火或肝血不足而导致的肝肺气机不调、肺气上逆有关，治疗时调肝理肺当为常法。又如肾与膀胱属水，应亥子时(21:00～1:00)，夜间阳气入于肝，阴气独居于表，故夜间哮喘发作者多为阳气虚衰，肾失摄纳，治疗当以温补肾阳、纳气定喘为原则。
(2)发作多因痰作祟，祛邪重在利湿浊周老认为，辨治哮喘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就是对痰饮致病的认识，痰饮留伏既是哮喘迁延反复的夙根，又是症状发作的病机。诚如秦景明在《症因脉治》中所言：“哮病之因，痰饮留伏，结成窠臼，潜伏于内，偶有七情之犯，饮食之伤，或外有时令之风寒，束其肌表，则哮喘之症作矣”o故治疗哮喘应遵循“必伏其所主，而先其所因’’的原则，将祛痰化饮作为治疗的关键。
周老在如何去除痰饮夙根这个关键问题上，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。诚然，痰多属热，饮多为寒，但究其根源，两者均来源于水湿，即人体内不归正化的津液，因此祛湿就成为“截断扭转’’病机转变的关键。通过健脾利湿以杜生痰成饮之源，通过渗透利下焦给湿邪以出路，通过宣降肺气以通调水道是其常用治湿之法。周老总结多年临床经验所创立的治疗热哮的清肺渗湿汤，就体现了上述诸原则，临床验之，每获良效。
(3)气郁三焦勿小睽，疏利气机为要务周老认为，全身气机出入于肺，枢转于肝胆脾胃，根纳于肾，哮喘发作虽表现为肺气上逆，肺管挛急，但与三焦气机的逆乱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对于发作期肺气急难降者，疏利三焦更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作用。临床上多用柴胡疏利肝胆作为调畅气机的出发点。正如陈士铎在《辨证录》中所言：“吾治其肝胆，而外感内伤俱皆愈也，该肝胆乃阴阳之会，表里之间也，解其郁而喘息可平矣”。周老还认为，疏利之妙不仅限于和畅三焦，宣降肺气，更重要的在于通过气机的畅行而使津液得通，肝郁得平，脾胃复健，痰湿无由生，乃是疏利法的更深层意义。
(4)倦倦元气为根本，补肾理应贯始终周老认为，哮喘作为特应质疾病的一种，多见于过敏体质患者，具“母子相传”的特点，其发病与先天肾气不足关系密切，如迁延日久则肺肾两伤，精气双亏，故补肾培元是杜绝哮喘发作的治本之法。传统观念认为，哮喘缓解期存在着肺、脾、肾三脏虚损证候。周老通过长期临床观察到，在缓解期确有一部分患者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症状，但多不系统、不典型，真正能构成肺、脾、肾虚损证型的仅占很少一部分。对这些有证可辨的患者，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针对性治疗，但对大多数无证可辨的缓解期患者是否就可以放任自流、任其发展呢？现代医学已证明，在哮喘缓解期，呼吸道炎症依然持续存在，并且可导致不可逆性的呼吸道重构。因此在缓解期进行积极的干预不仅可有效控制哮喘发作，对防止上呼吸道结构的变化也有着重要意义。同时对哮喘患者内分泌研究表明，即使临床无肾虚见证，也可能存在着潜在的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。基于此，周老提出了“肾虚质”的概念，即哮喘根于先天遗传缺陷，患者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肾元不充的情况，这点已从周老的2项科研成果中得到证实。
“肾虚质’’的概念切合古人关于“幼稚天哮”的论述，根据“未发时以扶正气为主”的原则，周老立足于补肾，研制开发了“防哮灵”胶囊，临床观察证明该药对预防哮喘发作有着积极的作用。同时“肾虚质”概念的提出也为哮喘发作期补肾法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。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，周老创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补肾方法，如对于反复发作的哮喘，证属寒哮者，在射干麻黄汤的基础上合用六味地黄汤加祛风药羌活、防风；证属热哮者等，在清肺渗湿汤的基础上合用六味地黄汤并酌加祛风药蝉蜕等。
